只期望两线制

先说一个故事。

友人携带太太搭乘第一通道回来马来西亚，路经马国关卡外差一步之距即抵达新山城市广场（City Square）的天桥交接处，巧遇一群刮刮乐成员正游说一位中年妇人，眼见这妇人颇心动地在聆听，友人的太太便趋前拍打妇人的肩膀然后催促她离开，怎知三五彪悍疾步而来分别围堵着友人和太太，很流氓地狠挂了友人和太太一巴掌，作为别多管闲事的警告。

再说一个经历。

大选日前夕，趁五一劳动节的休假，我与一群社运义工结伴到这城市广场外的天桥交接处分派选民教育的传单和报纸。先是两位刮刮乐成员的少男少女好意地告诉我们哪儿是可以擅自逗留的范围，哪儿是警察务必驱赶的范围；基于相信能见机行事和执意去撞击固有体制，继而还真是不稍十分钟便被几位警察强硬驱赶到天桥下。临离开前听见这几位警察不忘提醒刮刮乐成员被允准逗留的时限。

原来社运人士比刮刮乐成员更恶名昭彰，在错愕没能好好地沉淀之前，谁也没能对这种本末倒置开始习惯。这一刻，无法无天让我哑口无言，就像东马的泰益让人民束手无策一样。这背后支柱一定是个强势力，是国阵政权和警察部队都碰不得的，也是民联友党都不愿意去挑战的，否则整合讨伐是有绝对斩草除根的制衡效应的，我相信。我承认这是过火的推测，或许换个角度来说，要不民联友党之间的整合关系是很单薄的，要不就忽略了人民往往就身边大小事而起的诉诸。套到“五月五 换政府”这上面来，其实第13届全国大选的出炉成绩也在说着我推测的两个现实。

先不说民联友党在国、州议席的分配上是否已经存在心服口服的潜共识，就说监票员和计票员这块。其实早在去年不少的民间组织（如行动大马、柔佛人民行动小组、柔南黄色行动小组等）已经开始响应净选盟提出的为干净公平的选举，自发地在大小市区展开一系列监票员和计票员的培训教育工作，相对民联在今年国会正式解散后才大肆号召的义工团，明显要落后了好几步。或许在未获得能上任区域的尘埃落定前，民联哪个友党都不愿先开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培训的资源有可能是他属的党利益而非我属的党利益了。甚至是有些候选人的义工团人数众多，监票员和计票员数量远远超出所需，有志之士也奈何充当后备，不能学以致用；而有些候选人却面对缺乏监票员和计票员的问题，许多投票室在没有监票员和计票员的见证中进行。投票室的舞弊个案，如允许幽灵选民投票、书记们教唆选民投给某政党、第三书记在选票上做记号或选举长任意性的点票标准等等，肯定要比送往计票中心或在计票中心的票箱掉包或神秘票箱更合理发生。倘若民联友党有完善的之间协调，有效利用监票员和计票员的资源，我想就不会有学员完全没用武之地，也不至于打出这么惨败的战役来。

掌舵了56年的国阵依旧获得简单多数的国席，在来临的5年仍是握有主导权的中央政府。失望归失望，除了在投票和计票的舞弊个案有待处理外，我们还真得秉持平常心接受大选结果，接受不少乡区郊野、贫民阶层或是老年人士一直是国阵铁票的事实，总归来说也论证民联领袖和党基臣对这些领域的耕耘甚是不足。就像我经常引以为鉴的，垦殖民思想的紧箍咒不会豁然解开，需要人民大众乃至政党领袖的启蒙教育。这绝不是毗邻大选才走进羊肠小道，才举办大型演说就可以“改变”的。如何就每个区域性作“改变”，如何就每个阶层作“改变”，还真得诉诸于教育，是公民权益、是选民意识的信仰灌输。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社会主义党的评价极高，对该党的总秘书阿鲁抱以肃然起敬的态度，因为阿鲁和党员们是不问报酬，勤心为被社会剥削的下层群众而工作；该党内部也有个不成文规定，有资格成为候选人的党员，一定要在被提名上任的该选区至少服务了超过5年的时间。我想，这是实实在在的耕耘。

坦白说，我推崇政治两线制的实践。因为政治两线制， 所以国阵与民联之间、民联友党之间、甚至使政党与人民之间才能促成庞大的制衡力量。这是现阶段我们冀望民联来制衡久已腐败的国阵，下阶段若是民联无庸，我们也冀望新党涌现并施以同样的制衡模式。或许第13届全国大选的成绩不尽人意，但我还是认为选民投票率创新高，华社能把马华扳倒得彻彻底底，就是人民很大的进步了。这里也存在另一个纠结，我们的确看到了华裔选民的反风倾向，但是这风不论怎么吹，总是吹不动华裔选民对公正党和回教党、巫裔选民对行动党和公正党、印裔选民对行动党的“改变”旨意。种族藩篱一直若隐若现在各大异族的心中，想要拔除这根刺，就让我们先从不样貌偏见开始，毕竟抓“鬼”不该是先入为主的，不该是恶劣对待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投票和计票的舞弊指控是肯定存在，但不能只是空口说白话，民联友党倘若能推翻大选成绩是被舞弊的证据，就应该即刻彰显出来，据理力争，重新翻案。每张选票、选票编号和正、副本的Borang 13、14难不成会抽象到没能作为判定舞弊与否或公正与否的文本？当然这也有赖于每个政党如何书写“公正”这个字了。

（写在2013年第13届全国大选后）

作者： Chin Siew Chien